1950年11月,毛主席审阅卷烟行业报告,此前抱怨国营厂香烟质量差,食品工业部送几包飞马牌香烟。
2022年4月,河南一国营卷烟厂一线人是硕士,其余为本科,因其待遇好、盈利强,高学历人才集中合理。
国家烟草专卖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烟草行业工商税率总额1.3581万亿,创历史新高,远超腾讯、阿里等私企,与去年国防支出相当。
中国烟草总公司垄断中国烟草行业,实行政企合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模式,作为央企是中烟公司,作为政府单位是国家烟草专卖局。
其成立于1963年的中国烟草工业公司管理供应生产,1981年后中央决定烟草专营,成立中烟公司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后立法确立专营制度。
20世纪英美烟草公司凭借先进技术管理、廉价原材料和中国买办,自清末进入中国市场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迅速垄断中国烟草行业;
中国简氏兄弟成立南洋烟草公司予以反击,其品牌红双喜知名,南烟公司还打出“中国人抽中国烟”的口号。
南洋烟草公司在香港坚持10年后重组扩大规模,本欲与英美烟草竞争,蒋介石到上海后对中国企业征收高额烟税,致使上海三分之二烟草企业濒临倒闭,南洋烟草公司也难以为继,创始人将股份贱卖给宋子文。
抗战爆发,日本在东北成立烟草企业,通过不征税、私运香烟及控制原材料和销售渠道,把英美烟草挤出中国,即便如此,英美烟草退出前仍有高额利润和销量。
抗日时期,陕甘宁、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对其优化并实行烟草专卖,东北解放后也开始推行,但建国后未在全国普及,当时中国烟草市场以外资和民营为主。
以上海1949年11月卷烟成交占比来看,外资占75%,民营占17%,国营仅8% ,外资里规模最大的是英美烟草旗下颐中烟草厂,国营最大的是中华烟草厂。
嗅到政策变化和担心朝鲜战争引发外资企业被清洗,颐中烟草厂想提桶跑路,还向政府提出无理借款补发工资和退休金的要求,被果断拒绝。
经过近一个月谈判,我方接收颐中烟草厂所有设备资产,帮其偿还转让前一年职工工资补贴、年终奖及部分债务,日军投降后颐中接收的资产充公偿债,涉官僚资本的资产被没收。
当时国家对烟草行业管理不完善,卷烟生产和销售分属不同部门,地方自主权大、发展不平衡,中央掌控力弱。
上海合营烟草企业一部分转型生产玩具、手表、家电等,其余并入国营上海卷烟厂,南洋烟草在上海的卷烟厂转型生产电机,香港卷烟厂保留,成为上海市政府在港窗口企业、上海实业集团子公司。
但同期,北京卷烟厂在中南海附近四合院为满足主席抽烟需求,临时生产专供烟,后申请商标,成为“中南海”香烟,包装上的字为毛主席亲笔。
直到后来,计划经济和配额制度式微,各地区国营烟草厂寻找新出路,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在厂长褚时健的铁腕改革下,发展为红塔集团,成为纳税大户,被称为“玉溪印钞机”。
与此同时,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恢复完善,政府搭建起由中烟公司控制生产和销售关键环节的精炼高效组织结构,生产环节中烟公司管理省级公司,再由其管理卷烟厂;
中烟公司管理负责国有烟草企业拓展国际业务的中烟国际,褚时健曾与中烟国际合作,和英美烟草公司对接,拓展红塔集团国际业务,让自己从中国烟草大王升级为亚洲烟草大王。
香烟零售要从当地专卖局获许可证,只能卖带本地条码香烟,概不退换以防假货和串货,致使部分热销香烟需配货。
2010-2012年中烟公司利润等数据意外泄露,因未公开详细数据未进世界500强,每年只公布行业工商税率总额,利润大多上交国家。
烟农和个体户在烟草产业链中获利有限,烟标是较大周边行业,市场300亿人民币,是世界四大平面收藏品之一。
烟标企业需获审批、竞标拿合同才能生产,因市场小利润不高,如劲嘉股份、东风股份,虽客户多但盈利有限,竞争激烈使香烟包装更华丽,印刷技术要求高。
烟叶税稳定在20%保障供给;增值税针对中烟公司等烟草企业;消费税主要针对中烟公司,影响零售,通过调整使香烟零售价升高,但因烟民吸烟需求稳定,不用担心税收和吸烟人数减少。
中烟公司承担税负大头,还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和专项税后利润,国家将税款用于基建、教育和社会福利。
烟草行业创造大量税收,但国家不希望其太高调,禁播所有烟草广告,并通过管理条例控烟,如禁止公共场所吸烟。
电子烟瞄准喜欢潮流、彰显个性的年轻群体,这既挑战了控烟底线,又妄图从烟草行业分一杯羹,无视中烟公司的主导地位。
电子烟的出现带来新挑战,未来烟草行业将在规范与创新中持续前行,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